2023年4月23日，深圳福田，79岁的徐明和妻子签下了“生前预嘱”的法律文书——在自己可能到来的生命末期，不接受的医疗的干预措施。在与之相关的一份愿望清单上，徐明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遗愿：不开追悼会、海葬，不保留骨灰等。他身体无恙，只是想趁自己意识还清醒的时刻提前安排好身后事。“如果当活着成为负担（需要靠ICU抢救）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就此结束生命，而不是充满痛苦。”

1946年出生的徐明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，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国防雷达专业，随后进入研究所工作，与妻子育有两个女儿。和他同期毕业生里，有不少成为后来的院士、教授，以及研究所所长，算作老牌高知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二十几年前，生死离别陆续在已退休的徐明身边发生。抚养他长大的姑姑在生命末期与体内的心脏起搏器缠斗至最后一刻，在电池即将耗尽的刹那，靠电击维持心跳。他的同事及多年的老友，躺在ICU的病床之上数年，凭借双臂的输液管，吮吸着苍白的生命。跌宕的悲伤累积，逐渐塑造了徐明对于死亡的价值观。

“我不要这样。”

△徐明签署的生前预嘱文书

01

逐渐建立的死亡观念

死生事大。如果真的到了生命末期，该如何选择？徐明的选择，与他父亲有关。

十几年前，徐明的父亲年满90周岁。老人体弱，在屋内摔了一跤，住进了医院。出院后，父亲在家中静养，由护工24小时陪护。彼时，父亲意识清醒，但卧床不起。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然失去了质量，对着兄妹5人表达了想要“有尊严离开”的意愿。

徐明记得那个场景，躺在床上的父亲，眼神看起来有些木楞，强撑着和家人提出一个“三不”请求：不开刀、不住院、不抢救（不插管）。兄妹几人眼看着这样的父亲，心情复杂。一方面，他们能理解父亲，当一个老人卧床不起，甚至连排泄物都需要他人帮忙清理的那刻，尊严尽失。另一方面，为人子女面对离别，他们多有不舍，希望尽力留住父亲的生命。

在经历了一番挣扎后，他们决定尊重父亲的愿望，并在父亲的要求下让他自己签下了一份文件，以证明子女们并非有意阻拦治疗。大约半年后，徐明的父亲在家中自然离世。

父亲的去世是个节点。

“能够不受痛苦的离开世界是解脱。”徐明这么想，“这是人的归宿，没有办法，谁也改变不了自然规律。与其痛痛苦苦的这个在煎熬，在那床上煎熬着，还不如离开。”

2010年后，徐明便开始关注着相关的新闻。他学会了上网，找到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性网站：“选择与尊严”。网站的首页上，有一句话：“我的死亡我做主，我们让夕阳艳丽。”中间部分则用几个矩形表格简述了尊严死、生前预嘱的适用范围。

网站提供了窗口，让徐明得以接触到不少国内外资料，厘清自己对于死亡的理解。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父亲所选择死亡方式，属于“尊严死”，也感叹“原来这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。”

徐明觉得，每个人应该能够决定自己采取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目前，相关话题至今仍有“禁区”。这些，徐明也清楚，毕竟在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很多人还是希望把病治好，多活一天好一天。

还有一件事，更坚定了徐明的决心。他眼见着妻子动了场大手术，手术刀在脊椎上游走，取下一块块碎骨。半年后，又再次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徐明形容，凡是见过的人，脑子里的恐惧挥之不去。

“那就退而求其次，反正我不想要痛苦地离开。”徐明言之凿凿地说，“一是不希望自己受痛苦；二是子女不受拖累；最后也不想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。”

与此同时，随着“选择与尊严”网站的发展，2013年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，成为第一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。2021年3月，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，成为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。另外，针对于收治患者的安宁疗护病房也在北京、深圳几家医院建立起了试点。

徐明觉得自己可能有着落了。他瞒着亲友和妻子偷偷商量好了，等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两人就一起订下“生前预嘱”。

02

一份关于“死亡选择权”的文件

2022年6月23日，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修订稿表决通过，首次将“生前预嘱”纳入其中。这意味着，徐明有权在法律认可的框架下，按自己的意愿，选择最后的医疗手段，避免痛苦地离开。

在开展“生前预嘱”的实践中，通常与“生前预嘱”配套的还有立预嘱人的“愿望清单”。“愿望清单”通常包括：1，签署者在神志清醒时，选择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；2，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；3，表达希望被他人如何对待；4，想让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；5，希望获得谁的帮助。立预嘱人通过愿望清单，提前安排好最后时刻的一切事项，更加从容坦然地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切。

“生前预嘱”在一定程度上把临终选择权还给了患者。签订者大多集中在两个年龄段，一类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高龄人群，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，已经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准备；而另一类则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签订预嘱的同时希望给子女树立起生死观。

徐明是从小女儿朋友圈看到的消息。2023年3月，小女儿杨禾在朋友圈转载了一条北京市安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发布的生前预嘱服务简介：当事人可在2名律师的见证下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。

他动心了。其实早在2022年6月立法通过后，徐明就想着要找机会把“生前预嘱”做了，初步的设定时间是，他满80周岁的日子。现在恰好深圳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离家也近，他决定提前施行计划。

他向两个女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说“老年人呢，说不定就会出各种意外，脑子一糊涂了，自己记不清事了，还是想提前把它做了算了。”

徐明的小女儿杨禾是70后，在深圳做律师，她继承了父亲对于死亡的价值观，也一直关注着相关法律的建设。从她的角度看，生前预嘱的推行，无疑是开启了人们生命选择权的大门。

她记得自己和朋友曾聊起过死亡相关的话题。50年代初期，在农村还有关于“喜寿”的传统。活到了60岁后的老人，通常会在家中提前备好一座木棺，放在阁楼上。闲置之时，会用来装粮食或杂物。离世的老人入棺后，还要连同木棺在家中静置三天，以表尊敬。

“那时候，大家不讳言死亡，以一种更加平静坦然态度接受它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人们才会更加尊重生命，珍惜当下。”杨禾说。

转折出现于70年代，人们开始避讳谈论死亡，至今仍旧如此。杨禾身边的朋友中，有人因为避讳而不愿让自家老人订立遗嘱，也有见着亲友在ICU中苦苦挣扎，最后留下近百万的医疗费用，无法承担。她不想这样。

可相比于徐明坦然面对生死，杨禾过不了情感这一关。她从小和父亲很亲，也在日常的相处中不时听闻父亲念叨身后事的处理，但一想起父亲有可能要离开自己，她还是有些无法接受。

徐明说服两个女儿的过程几乎是父亲的复刻版本。他先是让大女儿把生前预嘱的相应文本打印出来，开始仔细研究其中的条款，又让小女儿帮忙联系好律所。一周后，事情安排好了。

03

几方合力推动的“生前预嘱”

在徐明准备好签署生前预嘱文件的同时，北京市安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生前预嘱团队的吴依蒙律师正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徐明是她的第三位客户。

在此之前，安理律所生前预嘱团队已准备了接近半年，不断将文件和流程进行优化，还在办公室内独僻出一个小房间，用作“生前预嘱”的见证室。房间不大，墙面是绿色的欧式贴花，地上放着四把椅子，刚好可以容下当事人、家属，以及两名见证律师，保证私密。窗外是深圳地价高昂的商业区，车水马龙。这间小房间成为见证生前预嘱的一个起点。

在刚决定做“生前预嘱”业务的时候，吴依蒙不是没有过犹豫。她是90后，死亡离她自身并不近，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偶有见证亲人的离世。外婆在她出生前就因病故去，吴依蒙听过母亲的描述，外婆年老后，卧床瘫痪十余年，送往医院之时情况已经恶化，医院请家属们决定是否还要继续治疗。

吴依蒙的阿姨陪在医院，看到了其他病房的危重患者，身上被开口，连接着各种管路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听着被病痛折磨的声音。商量之后，她们决定放手，与老人告别。这是年幼的她初次建立起的生死观。

当自己要参与生前预嘱业务之时，吴依蒙和自己的母亲有过一次长谈。母亲告诉她，“我见过也听过许多医院中的悲伤结局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老了，病了，无法得到治愈，不要让我饱受痛苦与折磨，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成为我生命圆满的标志。也请你尊重我的选择，不要过于悲伤，连同我在这个世界上本该有的那一份，一起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
“原来，不少人都有类似的想法。”吴依蒙坚定了起来，她想，现代医学影响了人类生命的进程，使人们可以活得更长。但在生命末期，过度的医学干预却可能剥夺患者平和、宁静度过最后时光的心愿。作为律师，她借着“生前预嘱”找到了某种更深的价值。

通过更深的走访和观察，安理律所生前预嘱团队发现，这些期望使用生前预嘱的人们有种共性：他们更在意生活质量的同时，也更珍惜当下的日子。

这点，在深圳市生前预嘱协会副秘书长，张月明的口中也得到佐证。2014年前后，她投身于生前预嘱的推广，也伴随着深圳慈海医院在“安宁护疗”上的不断进步，从零星的病床到现在的120余张床位。

她说，“每年病房内都会送走很多患者，但他们走得都很坦然，也很珍惜弥留之际的每个时刻。”

△深圳二院内的咨询台

吴依蒙团队来到过安宁疗护病房。他们印象很深，那是一个大单间，屋内设有病人和家属单独的床位，还有相应的厨房及生活区。房间居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就那么静静地躺着，家属在边上的区域内包饺子。

“是个很生活化的场景。”她说。

张明月则知道，“生前预嘱”能走到现在，相当不易。从制度推动，到基层医护人员，是大家的合力，才让“生前预嘱”为人所知。

不过，即便是“生前预嘱”已被纳入法律中，可仍旧有不少问题的漏洞需被填充。

有医生向记者表示，许多病患家属在病人决定进行“生前预嘱”时显得犹豫不决，但“生前预嘱”通常需要公证或两名见证人，当家属不愿意做为见证者签署文件之时，患者则只能继续承受痛苦。

同时，尽管“生前预嘱”或是相应的医疗文书，具备法律效应。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，还是会有家属在最后关头反悔，导致医疗纠纷的可能性。

还有病人家属不愿意将真实的病情告知患者本人。“我们希望他／她（病人）走得明明白白，从医生的职业道德上我们也会有技巧地向患者说明透露一些情况。”

04

即将到来的最后一程

徐明是幸运的。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周边人，都有着类似的生死观，能够支持他以自己的意愿走完余下的生命。

4月23日的那天，身着藏青色唐装的徐明，挽着妻子，在两位女儿的陪伴下缓缓驶向48楼律所的见证室内。

△生前预嘱签署的见证室

吴依蒙先是确认了徐明和妻子的精神状态，而后向他们介绍“生前预嘱”的详细条款。还有一个环节，是会让前来做见证的当事人录制一段视频，内容可以是想和家属说的话或者任何想要留存的内容。

徐明放弃了。吴依蒙记得很清楚，徐明很肯定地说，“我不需要。该留的愿望我都写在纸上了。”

小女儿杨禾在门外等候，大女儿跟着拍了一段视频。影像里的徐明精神矍铄，在一个深凹进去的办公室房间，朦朦胧胧只见徐明和妻子坐在里面。由于见证室位于高楼建筑的外墙，阳光从外撒进屋内，恰好照在了徐明的脸上，他笑了。

那天手续结束后，杨禾带着一家人吃了餐便饭。她把视频做了简单的编辑后，发了朋友圈，自己又点开看了几遍，还是没忍住哭了。不少朋友给她评论，表示赞同，也希望自己未来老的那天能和徐明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
4月23日之后，吴依蒙不时会来到这间见证室内坐一会儿，拉开窗帘往底下的商业世界张望，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。

徐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生活一切照常。他住的地方不大，两室一厅，70平米。每天早起搞卫生、拖地，下午来到小区的花园里下棋，晚上和妻子会去附近的公园走走。这样的生活，他挺知足的。

“反正想了这么多年的事儿，已经完成了。”徐明胸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徐明为化名。

潇湘晨报记者 傅一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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